好恶假设、剑由人持:如何用“功过二元论”看待科技企业?

科技本身就应该被二元看待,益处与害处相互独立。真正把持着双刃剑的人,才真正决定了这把剑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工具的好与恶只是假设,使用工具的人,才是好与恶的执行者。

科技是把双刃剑。这种“说辞”在今天已经开始变得十分微妙。

关于科技对于整个社会的益处,我们已经悉数了解。可如今看到的,往往又是科技本身和科技企业如何“为祸人间”。从Facebook的数据隐私问题,到科研结果中屏幕时间对于儿童大脑发育的影响,再到所谓的“AI威胁论”,似乎都在提醒着我们,科技并非是一张线路明晰的藏宝图,反而可能引领我们走向混沌不可知的未来。

甚至现在我们还能不断看到诸如“乔布斯不让自己的孩子使用iPad”、“比尔盖茨不让孩子使用手机”这类真假未知的新闻。可见在很多人自由心证的底层逻辑中,已经为科技盖上了污名印章。在这种对于科技企业印象集体走低的情况下,在美国就连“拆分科技企业”这种论调都开始格外受支持。这对于未来科技的发展,显然是一种不利的趋势。

想要改变这种现状,或许是应该去尝试推动科技“功过二元论”的认知。

假电疗和真治愈:从功能游戏看“功过二元论”

所谓“功过二元论”,即承认一件事物的好处也承认一件事物的坏处,好与坏都是客观但彼此独立的存在。

在科技产业中,“功能游戏”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些关于“诱人上瘾”、“浪费时间”等等常见的罪名,其实往往来自游戏的娱乐性本身,而游戏只是展现形式之一。从另一方面看来,游戏同样可以作为一种人机交互形式与信息输送的出口,在娱乐性的框架之内塞进更多有益的内容——知识、教育、正面精神鼓励。就如同那些以解决行业和社会问题为目的功能游戏一样。

阿里巴巴与南洋理工大学最近研发的“游戏诊断帕金森”项目,就是一款典型的功能游戏。

我们知道阿里巴巴从2014年就开始布局医疗产业,推出了涉及医药电商及新零售、互联网医疗、消费医疗、智慧医疗等领域的阿里健康,随后阿里健康和阿里巴巴ET医疗大脑合并后,阿里巴巴开始将更多技术手段引入了医疗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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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尝试用技术手段推动一些以往难以攻克的疾病的发现和诊疗。就拿帕金森来说,其主要症状有震颤、行动迟缓、行走困难等等,如果尽早发现,可以极大地提升治疗效率。但由于医疗条件限制,大部分患者都是在患病的五到十年后才得以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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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阿里的工程师则从电竞玩家身上获得了灵感,通过“同步除草”、“转动水车”、“动物记忆”等环节与玩家进行交互,获取有关协调性、记忆力等等方面的数据,再通过AI算法进行快速分析判断用户是否有患病倾向,并提示患者尽早就医。目前这一项目已经进入了临床阶段,很快就能切实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帮助。

在这样的功能游戏中,不仅仅可以通过友好的娱乐化形式来帮助用户克服对于医疗诊断的心理障碍,还可以实现远程诊疗,缓解因医疗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诊疗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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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在过去甚至还有一种说法称“游戏具有成瘾性”,是一种需要被电疗的疾病。可实际情况却是,功能游戏们在医疗产业中发挥着真正的正向作用。

好科技海选赛:趋益的、长板的、前沿的

从功能游戏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功过二元论”的一个重要标识——目的明确的发挥一样事物的益处,去解决那些困扰我们已久的问题。

好恶假设、剑由人持:如何用“功过二元论”看待科技企业?

就从医疗角度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科技企业在做着相关努力。

例如谷歌推出了一款可以学习帕金森患者手部抖动频率的勺子,当患者使用时勺子可以以同样频率进行震颤,方便患者在进食时使用。微软则推出了智能穿戴设备Emma Watch,以手环震颤的形式向患者大脑发送信号,试图让大脑停止左右互搏来缓解肢体的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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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阿里巴巴来说,除了帕金森以外,阿里医疗AI还在澳门联合当地卫生局支持“疾病趋势”预测,通过AI对过往疾病数据的分析,来推测未来两周内流感等疾病的爆发强度和蔓延趋势;月初阿里健康人工智能实验室还上线了“癫痫脑电分析引擎”,通过医疗影像分析来帮助医生对癫痫类型进行辅助诊断,最高可将脑电图分析时间从40分钟缩短到10分钟。

好恶假设、剑由人持:如何用“功过二元论”看待科技企业?

从海外的谷歌、微软,到国内的阿里,这些科技企业所做的一系列布局几乎是不求回报的,其中原因并不是这些企业人傻钱多,而是只有不计成本地开了这个头,才能真正着手推动医疗技术发展的速率和医疗的公平性。

在科技产业的功过二元论中,我们不妨打造一场“好科技海选赛”看看练习生们要拥有怎样的素质才能入围。

所谓“好科技”大致可以通过以下几个特点来判断:

最首要的,是科技的趋益性。

和功能游戏一样,好科技的研发和应用核心,是去解决一些社会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固有问题,趋益而非单纯地逐利。就拿谷歌、微软、阿里等等企业对于帕金森的研究来说,相比有关疾病研究的投入,其盈利甚至回收成本的可能都微乎其微。科技企业们所做的,只是将自己的力量融入大势之中,共同攻克对于全人类的共有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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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科技的前沿性。

真正能够实现“有益推动”这一功能,还要取决于科技企业所能提供的能力。科技企业提供的技术支持,是否真的足够前沿、有希望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而非给自己找个假大空的课题就开始划水。就拿阿尔茨海默病这一不少科技巨头都投身其中的疾病来说,其研究依赖的是极高的脑科学基础和机器学习算力。像最近IBM在阿尔兹海默机器筛查方面取得的成果,就依靠的是机器学习对脑部神经影像的挖掘。

第三,是科技的长板性。

好科技可以是趋益而非趋利的,但好科技绝非是不顾投入一味浪费资源。一切好科技,必然是建立在企业自身的优势之上进行延伸,从那些已经具有优势的领域中进行提炼,而非重新来过让自己变成一家公益机构,大开粥场随意撒钱,让投资者和员工把空碗敲得叮当乱响还自封善人。例如谷歌很早就把全世界重要博物馆的艺术品高清图像搬到互联网上,人人都能访问并传递这些人类艺术。但前提是建立在谷歌云充足的算力资源基础和图像算法之上,并非一味盲目投入。

具备了这三项素质,就能成功进入海选,一路过关斩将组团“走花路”。我们需要清晰地认识到,虽然科技的发展的确造成了负面效应出现,但是建立在上述特性之上,确实有更多科技是在目标明确的推动这个世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就像有负面艺人就会有正能量爱豆一样,对于科技的功与过,应当二元看待而不是矫枉过正甚至因噎废食。

二元视角下的科技企业侧写

在好科技的概念之下,我们可以通过功过二元论的视角来更客观地看待科技企业。

一方面,我们要将科技的不可控性和科技企业本身进行切割。

任何一种技术的发展,都绝非是完全可控的。仓颉造字本是为了传承历史,而如今互联网风行“狗粉丝”文化,人人都可以以文字为武器,冲着陌生人一通嘴臭。这显然不是文字这种工具的错,更不能赖到仓颉的头上。

同样,当我们看到科技发展会造成犯罪手段提高甚至个别地区产生经济发展速度不均时,不应该将科技企业作为其中的始作俑者。而是认同在二元论视角下,大部分科技企业正在数年如一日的履行着社会责任,研发好科技。例如阿里推出的环境保护公益项目蚂蚁森林和走失儿童找寻项目团圆计划,作为一家拥有海量用户流量的企业,阿里无疑是做出了表率作用,告诉行业和大众在科技和互联网之上,可以诞生纯粹的善意。

好恶假设、剑由人持:如何用“功过二元论”看待科技企业?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白,好科技不能成为科技企业的赎罪券。

科技企业为好科技喊出的口号,其实并不少见。在功过二元论中,科技的不可控性不应该成为科技企业被妖魔化的原因,同样,科技企业的“行善”也不能成为它们在社会责任感上松懈的理由。

人们绝不希望看到,科技企业一边随意利用算法驱动用户成瘾、滥用隐私权限,另一边绞尽脑汁“洗白”自己。我们期盼有更多科技企业主动研发和推动好科技,但好科技绝不能成为科技作恶的遮羞布。

其实说到底,建立科技功过二元论的目的,是筛选出“好科技企业”,并且驱动更多科技企业向标杆的方向发展。科技可以被二元看待,但一家努力推动好科技研发,并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尽所能对抗科技阴暗面的企业,无疑就能够被称作为一家“好科技企业”。

单刃为刀,双刃为剑。其实在汉语体系里,双刃剑从来只是一种兵器的名字,并非意味着“进攻对方也可能伤害自己”。同样的道理,科技本身就应该被二元看待,益处与害处相互独立。真正把持着双刃剑的人,才真正决定了这把剑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工具的好与恶只是假设,使用工具的人,才是好与恶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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