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畜有多惨,乡村爱情就有多脑残

解构《乡村爱情》,让它从潮变土,本质上正是年轻一代90后社畜借助社交媒体进行“弑父”般的反叛。

社畜有多惨,乡村爱情就有多脑残

谁也想不到,一部2006年开始播了13年、连续11部的大型土味沙雕喜剧片就这么日拱一卒的火了,而且成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

《乡村爱情》原本是很多90后儿时陪伴父辈、祖辈看的电视剧,他们抢不到遥控器、看不了《快乐大本营》,只能陪着家长观看这部乡土气息浓厚的片子。

如果要算寿命,和《乡村爱情》处于同一时代的“长寿之作”《家有儿女》、《喜羊羊与灰太狼》早已偃旗息鼓。

没想到《乡村爱情》观众完成了世代轮替。以90后为代表的“社畜”年轻人扛起了象牙山三巨头。

抖音上,象牙山三巨头被打上了Supreme的logo,成了很多洗脑神曲的封面图。在微博上,则是诞生了一组又一组恶搞海报,赋予了《乡村爱情》潮流化解读。《乡村爱情》的土味一洗而光,反倒成了某种“时尚”。

然而,“由土变潮”,本质上正是年轻人借助社交媒体进行“文本盗猎”,寻求自我反叛、自我美化、苦中作乐的结果。

一、保守

18世纪英国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埃德蒙·柏克写过一本《为自然社会辩护》。他在这本书中强调尊重习惯法,重视自然状态、自然社会的日常规律。

我们先从《乡村爱情》本身,就事论事来讨论它为何成功:

它日拱一卒的“自然成长”符合某种保守主义的哲学。

《乡村爱情》十几年来演员懒得换,叙事风格懒得换,甚至连BGM都懒得换。

每次听到“嘿嘿~嘿嘿嘿哟”的土味硬核重金属风前奏,你自然而然嘴角就会浮起想要看沙雕们如何表演的微笑。

“万年不变”让《乡村爱情》直接沉淀成为一个十几年的老IP,象牙山三巨头——谢广坤、刘能、赵四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观众看到熟面孔就很容易具有亲近感。

社畜有多惨,乡村爱情就有多脑残

当然,这都不重要。

因为连续播出多年的电视剧不少,比如《权力的游戏》、《纸牌屋》等等,但这些电视剧都免不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困境,到第四季第五季的时候只能靠惯性前进。

出现这种普遍现象的原因在于,庞大的世界观需要严密的逻辑做支撑。美剧“起手式”很高,故事推进,人物越来越多,情节越来越复杂,逻辑越来越混乱,最后都难逃虎头蛇尾、高开低走的困境。

《乡村爱情》却没有这种负担。这本身就是个沙雕喜剧片,完全不追求逻辑。

而且整个故事都局限在了十几二十人中间,所有事情都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矛盾,几个搅屎棍一般的主人公天天小题大做,闹出了“惊天动地”的小事件。

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 “老而弥坚”,让《乡村爱情》比2005年同时代播出的《家有儿女》寿命长了一个世代。

《乡村爱情》生命力之所以如此强大,另一个重要原因跟它的播放策略有关——抓住了春节档这个特殊时段。

春节档电视剧很惨,由于面临春晚冲击,走亲访友忽略,中间大年三十到大年初三之间有几天剧情是没法连贯上的。电视剧很容易看着看着就变“太监”了,所以很多制作方都会有意识避开春节档,宁愿年后或年前一口气播完。

《乡村爱情》播出策略很清奇——每年就吃准了这个垃圾时间。这导致每年春节期间几乎没有太多电视剧和它展开强力竞争。哪怕有,明年也不会再来竞争。

《乡村爱情》之所以红,并不是它真的有多好看,也不在于逻辑有多严密。而是它成了春节期间凝聚全家人,形成最大公约数的一个电视剧。

春节返乡,城里社畜的Lucy、Linda都返乡,成了村里的翠花、二丫。她们不可能再拖着父母一起看美剧《纸牌屋》,更不可能让爷爷奶奶一起看“中国新说唱”。

对上了年纪家长们来说,《乡村爱情》说的就是自家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返乡白领来说,平时做社畜已经够心累了,不想再在春节枉费心机去看那些烧脑电视剧,还不如好好清空脑子,陪父母看看喜剧片。

《乡村爱情》这种沙雕电视剧基本不费脑子,随时拣得起放得下,剧情连贯性不强。看它的目的不在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只想看象牙山三巨头到底有多沙雕。

《新京报书评周刊》在《我们时代的“沙雕文化”:这届年轻人的笑点,由自己承包?》一文中提到:

在繁重工作压力和昂贵生活成本的共同挤压下,社畜们失掉了“诗和远方”,迫切需要每日供给的续命良方,于是搞笑和娱乐成为刚需。

是的。社畜们工作有多惨,《乡村爱情》就有多脑残。

二、盗猎

象牙山三巨头这种魔幻形象才是90后社畜粉丝们真正最关心的内容。

看过《乡村爱情》早期剧情的人应该知道,原本的主角或许应该是那些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但是象牙山几个最沙雕的父辈角色通过浮夸演技、鲜明性格一点点占据了上风。

《乡村爱情》这部电视剧与其叫“乡村爱情”,倒不如改名叫《象牙山四大家族的权力游戏》。

谢广坤、刘能、赵四、王老七四大家族之间的合纵连横才成了大家最关心的内容。有关谢广坤、刘能、赵四的各种亚文化二次创作横行网络,吸引了最多眼球。

谢广坤原本自我为中心,市井无赖家长作风,甚至还极为势利眼,为了达到目的不计一切后果。这种人居然成了大家眼里的傲娇可爱依旧少年心的“坤坤”;

刘能作为精致的利己主义农民,光头结巴,爱贪小便宜、嫌贫爱富、小气、心眼多。他经过网民的二次创作,成了大家眼里的“象牙山时尚之王”;

赵四性格懦弱,却经常会把情绪发泄在家庭内部,把不多的权力放大到极致,他的穿着土味混搭。最终因为一段和刘能打架的视频成为了“尬舞之王尼古拉斯赵四”。

有一档恶搞节目还故意开玩笑,拿谢广坤和蔡徐坤对比,称谢广坤才是“顶级流量”,蔡徐坤不配叫“坤坤”。甚至引用“饭圈文化”,称其他“广坤粉”是“毒唯”,他才是谢广坤和刘能的“团粉”。

社畜有多惨,乡村爱情就有多脑残

这种疯狂解构的现象在赵本山B站鬼畜《念诗之王》中已经出现过一次。赵本山的经典小品用于某种庆祝被无意义拼接。然而,鬼畜中的台词细读却充满深意。

社畜有多惨,乡村爱情就有多脑残

最终谢广坤、刘能、赵四这些人物形象都被标签化、符号化,甚至被无意义地美化了。

这种无意义的美化和90后社畜们借助消费主义符号涂抹、美化自己实际上辛苦悲惨的生活其实逻辑如出一辙——人前光鲜亮丽,人后像一条狗。

在90后社会畜的生存压力下,“对严肃话语的消解,对旧日权威的逆反,对等级制度的越界,正在成为一种时代情绪”(李静《新京报书评周刊》语)。

这种标签化、符号化,无意义的美化本质上恰恰适应了这种情绪需求。

本山大叔一开始或许只是希望拍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视剧,然而《乡村爱情》的原本意义被90后社畜们无限解构。最终它的符号随着社交媒体无限漂流,逐渐远离了本山大叔的初心。

我在《Supreme如何从潮味变土味?》中曾经解释,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曾经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叫做“作者已死”。品牌也是作者,它们的故事不一定会被消费者接受,甚至可能会被消费者歪曲、误读以及二次创作。

这种歪曲、误读以及二次创作在亨利·詹金斯的《文本盗猎者》一书也被称作是“文本盗猎”现象。

他提到说,粉丝往往在面对电视文化的参与时会“骇人地失控”,成为无纪律且无廉耻的“盗贼读者”。

粉丝们拒绝原创作者的审美基石,而是热情地拥抱自己所爱的文本,力图将媒体的呈现与自己的社会经验结合起来。他们完全不顾及原创作者的意义,而是强调自我解读、评价和创造经典的权利。

粉丝们洗劫大众文化,从中攫取可运用的资源,并在此基础上二次创作,作为自己的文化创作与社会交流的一部分。

粉丝们不断“盗猎”自己感兴趣的文本片段,使之脱离开原来的语境,并将不同的材料按照自己的方式混合拼贴,制作出新的作品。

新作品往往植根于当下的社会语境,负载着此时此刻的共有情绪,从而可以在人们的“激情转发”中走出圈层,影响大众,寻找到一时的轻松与欢愉。

《乡村爱情》原本还算完整的叙事情节,在年轻人和社交媒体的解构和盗猎之下,最终成了一个个无意义的符号。

这种现象也正如传媒理论学家格罗伊斯在《揣测与媒介》中所说的:

面对媒介的强大优势,主体丧失了对意义与无意义、精神与物质、真理与谎言、文化与自然、固守与自决等之间的界线进行监管与稳固的能力。因此这一切间的界线都消失了,随之产生的是无限的、无结构的,处于不断地运动之中的、在时间与空间中流动的大量符号,这样的符号可以躲避一切有意识的控制、描绘和把握……

三、反叛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解构权威的现象?

对年轻一代来说,与其说他们在解构《乡村爱情》中的人物,倒不如说是在解构自己的父辈、领导,借助《乡村爱情》表达不满,寻求反叛。

谢广坤、刘能、赵四几个主角每天总是能惹出无穷无尽的争端,正如很多家庭的父辈祖辈,总能以跳脱的逻辑、充足的理由让子女哑口无言。

《乡村爱情》就是现代版《阿Q正传》。本山大叔用喜剧手法辛辣讽刺了东北“间歇性精神病”村崇尚虚荣、家长作风等种种乱象。

《乡村爱情》是很多家庭日常生活相处的病态缩影。

我可以给几个截图,看看里面几位男性的思维逻辑。

谢广坤用“我还不是为你好”、“还不是为了你和小蒙”的方式教训儿子,掩盖自己好面子、图虚荣的真实想法。

社畜有多惨,乡村爱情就有多脑残

刘能用这种方式劝告打算辞掉村主任经营花圃姑爷“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宋富贵用这种方式劝告自己的女儿原理穷困潦倒的男朋友,因为“你的爱情分三股”。

社畜有多惨,乡村爱情就有多脑残

这些逻辑我不想做过多解释,因为这也是90后社畜们目前所面临的家庭伦理困境——被逼、被管、被相亲,被干涉生活方式,和家长爆发无穷无尽的冲突。

只不过这些丑陋面都是通过喜剧的手法表达了出来,大家可以轻松一笑了之而已。这些剧情很大程度上可以让已经步入社会的90后社畜寻找到共鸣。

甚至可以这么说,谢广坤、刘能、赵四,这些奇葩不仅仅是粗暴干涉你的父母,更是高高在上的单位领导。

他们的思维逻辑都是一致的,借助等级或家庭带来的权力压制你的自由与个性,带来强大的逼迫感。

我之前在春节时曾经提到过自己家庭的小故事:

从小父亲总会提醒我不要驼背,哪怕是没驼背时也要教训我。每次都因此异常烦躁。猛然间想起来,这其实是家长权力的某种重复和昭示。年纪大了,人生管不了了,最后退化到只能在这些细枝末节上用力。

春节回家后,大家族里因为一些小事又开始合纵连横,70多岁的大伯开始摆出老大的姿态行使自己对家族的权力。在我们几个后辈看来纯粹是小题大做,甚至有些好笑。

最后我在朋友圈说了一句话,“每一个大家族都有一个谢广坤”。在这篇文章中,我甚至可以这么说,”每一个大公司,也都有无数个谢广坤”。

谢广坤的策略就在于利用小事上纲上线,甚至动辄上升到道德、集体、公共层面进行解读,把自己当成最终的仲裁者。

解构《乡村爱情》,让它从潮变土,本质上正是年轻一代90后社畜借助社交媒体进行“弑父”般的反叛。

他们不仅在反叛家庭压力,也在反叛工作压力,更在反叛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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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深几度,独立撰稿人,微信号852405518,公众号“深几度”,欢迎署名转载。作者系钛媒体2015年、2016年、2018年度作者;新浪创事记2018年度十大作者;品途网2016年度十大作者;腾讯科技2015年度最具影响力自媒体;关注人工智能、移动互联、数码家电的产业融合,文章在界面新闻、今日头条、搜狐、腾讯、新浪、网易等40余平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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